近日，中国水务[0.89%]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柯在2013年第十一届水业战略论坛上表示：“水价的决定因素，不能是只如发改委规定的那样，由生产成本来决定，现在要以节约水源为目的，来决定供水的价格。”他同时还推算：“水价至少要提高十倍才行，到30到40元一吨。”

王文柯的这番言论，主要表达了两层意思：其一，水价不能由生产成本决定，其潜台词是否定既定的水价改革方向，因为在经过一年多的试行之后，全面推行水价成本公开已箭在弦上；其二，我国当下水价占居民支出比例过低，不但理应大幅上涨，且水价上涨还可以倒逼节约水资源。

仔细推敲就可发现，上述言论貌似有理，实则荒诞。以水价不能由生产成本决定而论，自我国于2002年推行大规模水务改制后，各地水价接二连三上涨，几乎每隔两三年就要涨一次，且每次涨幅鲜有低于30%。固然，民资或外资投资地方水务之后，从回报角度考量，水价是否应该上涨、涨幅应是多少，除生产成本外，诸如管网折旧成本、财务成本亦应考虑在内。

但这并非说，可以抛开水价生产成本而随意涨价，虽然我国绝大多数水务企业（包括水厂）已经改制，可是基于供水作为公共服务的本质属性，却不能一改了之，任由实为垄断的水务企业漫天涨价。

有鉴于上述情况，2010年推行的水价成本公开化改革试点，显然是极其必要的。那不仅是对此前水务行业过度市场化的适当纠正，亦是供水作为公共服务行业，理应给予民众知情权的必要程序。

说道水价占居民支出比例过低，不可否认，我国当下水价占居民支付比例尚不足1%，与国际平均的3%～5%相比，显然有较大的上涨空间。但依据我国的实际情况，我国水价占居民支出比例的过低，并不能成为水价可以大幅上涨的充足理由。

这是因为：

其一，2002年启动大规模水务改制，国资水务企业引进民资和外资时，产权定价标准与彼时的水价相关，如脱离这一历史事实，纯粹与当下国外对比，则等于彼时的水务改制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。何况，自我国水务改制以来，我国多地水价10年已经上涨了一倍以上。

其二，我国当下的恩格尔系数（食品支出占消费总额的比重，2012年城镇居民为37.1%，农村居民为40.8%），虽然说明我国当下已经脱离温饱进入小康，但与同期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明显差距。此外，在我国的福利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，如大幅上涨水价或其他公共服务品价格，必然会间接拉升我国的恩格尔系数，导致居民生活成本的显著上升。

而所谓水价上涨可以倒逼节约水资源一说，更是荒诞不经。果如此说，则油价涨、电价涨、天然气价涨可以节约能源，房价涨可以节约用地，食品涨价可以节约粮食，均不仅貌似具有合理性，更可占据道德的制高点。

事实却是，作为中国水务投资董事长的王文柯的观点并非出于道德大善，而是因自身利益使然。在我国当下饮用水实际合格率仅为50%左右的情况下，水务企业的道德体现，不应是嚷着涨价，而应是切实采取措施提高水质。其实，只要水质能得到大幅改善，由此增加的生产成本，只要公开、透明、真实，民众是可以理解，甚至会支持水价适当上涨的。

在我国多地水价10年上涨逾一倍的局面下，水务企业水价上涨的诉求本应慎之又慎，更不能随意抛出“涨十倍”的论调试探民意。而对于已经启动的水价成本公开化改革，水务企业更应配合落实，没有明白账，不能随便涨，切不可仅考虑自身利益，而置民众的知情权于不顾。

与此同时，相关部门不仅应切实推行水价的成本公开化，让民众真正做到心中有本账，还应强制实施饮用水新国标，对不达标水务企业加大处罚力度，更应深刻反思此前水务行业的过度改制，从而尽快形成行政化监管与市场化运行的有效平衡。（来源：东方早报）